2013年新一届政府换届后，中国经济升级版成为国内理论界一个关注话题。中国经济的升级首先涉及发展活动本身的内容，如结构水平提高、生态环境改善、技术创新进步、经济效率提升等等——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我认为同时不可或缺的，还有体制升级的问题。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首先是由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同时，发展体制也起着很重要作用，一旦形成了某种发展体制——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等，成为发展活动的制度载体，就会对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或制约的作用。

一、中国两个经济发展阶段和两种基本发展体制

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升级，首先需要弄清发展阶段问题。不少人把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很多阶段，例如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可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正式加入WTO前为一阶段，之后为另一阶段。我认为如果从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进行考察，可以把建国以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成长分为两大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根据自己对大量发展史料的研究提出，可以把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经济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1］这个“五阶段发展理论”曾经在考察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当然也受到过各种批评，主要是有人质疑该模式是否能够准确概括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现在看来，罗斯托的“五阶段发展理论”在包容发展方式和理论概括的完整性方面确有局限性，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很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况且后来能够在这方面超过该理论的研究成果也很鲜见）。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用此模式分析，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成长，放入国际经验和国际案例中进行没有制度差别的比较。

根据罗斯托的理论，我认为建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成长，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是传统社会走向经济起飞准备阶段，时间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二是经济起飞和走向高水平成熟社会阶段，时间为改革开放到现在，两段各有30年左右。与此相匹配的发展体制（这里主要讲经济体制）分别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初期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

先看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28年算不算已经完成经济起飞呢？很多人认为该阶段虽然问题很多，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从无到有建立了一个国家工业化体系框架，还有两弹一星等等宏伟工程，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起飞。我个人不同意这个观点。

罗斯托的经济起飞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生产性投资率水平要达到国民生产净值的10%以上；二是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三是有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结构。从形式上考察，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8年，已经达到经济起飞标准。先看投资，建国初期的投资率水平没有比较数据，到1981年，全社会投资率为19.64%，远远超过10%的罗斯托标准。再看产值结构，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79亿人民币（下同），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分别为50.5%、20.9%和23.9%，1978年的GDP为3645.2亿，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例分别为28.8%、47.9%和23.9%，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制造业比例达到44.1%，也完全超标。［2］至于罗斯托的制度结构标准，则很难进行量化比较。

我认为，根据以上发展材料，还无法论断中国经济已经起飞。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需要考虑，第一是三次产业对增长的实际贡献率，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最高的，为41.7%，二、三次产业的贡献率只有41.0%和17.3%，其中工业产值的贡献率仅为39.7%。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值贡献率开始明显超过第一产业，是1991年以后的事情［3］，这说明在这之前制造业对增长的实际贡献并不突出。起飞应是一个国家现代工业体系的整体构成和主导国民经济增长，我们显然没有做到这点；第二是社会就业结构，1978年的农业部门就业比例为70.5%，二、三产业分别为17.3%和12.2%，前者占绝对优势；三是人民生活水平，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2亿5千万人，贫困率为30.7%［4］，假定城镇贫困率为15%（实际高于此数），贫困人口为2600万左右，两者相加共约2.76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29%。当一个国家人口近1/3是贫困人群的时候，说这个国家经济起飞，没有任何意义。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29年的经济发展状况，只能判断为进入起飞阶段，但没有真正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这个阶段又很特殊，不能完全套用罗斯托的模型加以解释。这个阶段主要特征是，国家主要依靠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组织和推动重化工业部门大量聚集资源，现代工业基础框架初步建成，农业部门对增长的实际推动高于制造业，农村就业人口占据社会就业的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社会贫困率很高，人民温饱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二、中国经济完成起飞和正在走向大众高消费阶段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没有最终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原因很复杂，同原有计划体制也有关系。实行计划体制一个最突出特征，就是在国家意志和高度集权下配置资源，政府通过行政计划全面掌控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在较短时间内把由国家意志选择的发展领域搞起来（例如重化工业、军工部门和一些重要基础设施），但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理调节社会产品供求关系的机制，这样搞起来的发展结构，很难避免是不扭曲的，效率必然很低，同时，这里所谓的国家意志由于缺乏民意集约、集中的制度基础，也不可能把老百姓的民生福祉放在优先发展位置。

从中国的实践看，是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体制，才真正完成了经济起飞的任务。在这里，体制的改革和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发展引入市场体制，从开放境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开始，把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域——部门的与行业的，越来越多地放给多种所有制企业来搞，让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竞争机制进行调节，这就无疑引发了一场发展的“革命”。

新的市场体制一下子把计划经济长期压抑的各种要素活力统统激发出来，新的各种市场主体大显身手，各级政府推动发展的能动性也空前发挥。由新体制呼唤出来的这种巨大发展能量，在原有工业化框架和公共产品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产生了能量倍增，其所爆发的超强供给能力大大超越了人们的预想，又恰逢其时，国际经济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给中国产品的大量出口带来重要机遇，发展再入佳境，中国经济才真正起飞了。

中国改革开放完成经济起飞任务后，发展继续深化、扩展，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成熟社会的主要任务，开始向大众高消费的初期阶段发展。罗斯托关于所谓成熟社会有几个重要定义，首先是能够把当时的现代技术应用于大部分资源开发与生产领域，同时还有建成现代工业部门的完整体系，以及农业就业人口的大幅下降。［5］按照罗斯托的这个定义，从宏观和整体看，中国的发展已经基本完成了成熟社会的任务，开始向着大众高消费的入门阶段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门槛”。发展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少数国家外，拉美和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在此阶段止步，没有真正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掉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同高水平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无缘。

如今，中国也走到了这个“门槛”前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一下子完成了经济起飞和成熟社会两大发展阶段的任务，但现在也明显表现出两重性特征。首先是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持续高速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尤为突出，1991-2011的20年间年均增长高达10.93%，从1978年到2012年，GDP总量按照可变美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翻了61.4倍，达到51.9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翻了40.2倍，为6116美元。［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彻底地显露出来：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高污染、高耗能、高成本；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益水平总体低下；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公平和贫富差别，以及学界始终关注的城镇化发展偏失、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泡沫、社会金融风险等等。中国经济的发展升级，不可能离开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所有上述问题和矛盾都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和成绩而来的，是同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又都同现存的市场体制紧密相关。以下分析将表明，当下我们实行的市场体制，虽然在最终完成经济起飞和成熟社会的任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解决长期积累的发展问题和矛盾，是不适宜、不匹配、不胜任的，要继续扩展发展成果就必须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让中国的市场体制升级。

三、中国市场体制的特点和现状

中国选择市场化体制是一个巨大的发展进步，同时又是一个发展探索的过程。市场经济是多样化的，无论其理念基础来自自由主义甚或国家干预主义，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所谓最优市场模式。实际上，每个市场经济国家，最终都是按照自己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来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现在不是也不可能是发达国家那种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市场规则又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但同时，也不是我们希望将来能够达到的那种更高水准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初期阶段和建立初步框架的市场体制。

中国现行的市场体制，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混合型体制，既有普遍竞争的市场，又有干预强势的政府；既有大量民营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并存，又有国家经济和国有企业为体现的公有制主导。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越来越宽广，市场活动为国民经济创造财富的总量份额越来越扩大，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得以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同时，政府经济活动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主要表现是，各级政府在掌控资源配置和干预市场方面有着相当权威，还有一个规模巨大、实力雄厚，且在许多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群。

从理论上讲，政府经济活动同市场经济活动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后者有利完善和弥补自由市场活动的不足，可以更多从长远性、基础性和国家战略利益的方面夯实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利益机制和利益动因的差异，政府和政府经济力量同市场经济活动既有相互适应、协调的一面，又十分明显地表现出矛盾、排斥的一面，在二者出现矛盾时，后者又往往处于比较弱势地位。对于这种状况下的市场体制，学界有人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有人叫作“经济权威主义”，国外也有人提出“权威资本主义”，等等。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确切，我认为“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概括，更容易被广泛人众所理解［7］和接受。

这种“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怎样推动和影响经济发展活动，本文以下从地方经济组织力的视角进行考察。四、地方政府的经济组织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央政府进行战略规划、宏观调节和重要项目投资，而进行地方组织实施的，则是各级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从何而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集中搞经济建设，本身就是动力。一个最初的发展现实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小，1978年的国家财政总收入只有419.36亿美元，人均GDP140.26美元，在全球排名几十位之后。［8］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一切无从谈起。由此开始，以规模衡量发展，用计算GDP来衡量规模，就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和行动，这并非是完全不合理的。还有，改革开放后，政府管理体制从中央集权转向区域分权，区域的发展利益凸现（特别是区域政府最关注的财政利益），这种发展利益的实现主要依靠区域政府自己的努力。同时，这里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行政官员升迁潜规则——政绩比较，这种政绩比较的尺度，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沿用GDP的计量方法。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合成，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就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强大经济组织力，也形成了从政府经济组织力的竞争到区域经济竞争的大格局，最终成为各级政府推动发展持久不竭的动力。张五常先生曾称此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

政府经济组织力的本钱（资本、资金）从哪里来？在受到财税分配格局制约和缺乏规范筹融资方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想有较大作为，一是依靠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二是长期持续依赖土地财政，三是大规模政府举债。据有关研究机构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发展费用的2/3以上来自土地出让金。据财政部门统计，仅从2008年到2011年，土地财政收入4年中分别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5.12%、28.11%、37.19%和31.59%，考虑到省、区政府并无直接的土地出让收入，市、县两级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比重显然更高，估计在50%以上。［9］

仅靠土地财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了。在极其复杂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一方面银行主渠道的融资规范越来越趋紧，另一方面通过信托贷款、银行理财、集资融资施工、向企业直接贷款等负债方式越来越扩展，乃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网络贷款信贷，也成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一个重要灰色通道。这些融资方式既有政府的财政担保，又有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利率），往往很有吸引力。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盘子究竟有多大？是一个谁都无法真正说清楚的问题。根据国家审计局2011年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地方债务为10.7万元人民币［10］，加上2011和2012年的增量，粗算应在13万亿以上。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提出“中国地方债务逼近2万亿美元大关”［11］，即使按照审计局的保守计算，债务总量也约为当年GDP的22.7%。

地方政府经济组织力的一个突出成绩，是大力推动城镇化建设。中国城镇化的推进有一个重要制度背景，就是没有市场化的地租制度及其土地市场交易制度，政府凭借土地国有化的法权优势，依靠行政手段向农民征地，以很低费用获得大量土地，再以商业价格和土地租用方式出售给工商业开发企业，在低买高卖中获得巨大土地出让收入，也即是政府地租收入。同南韩、印度或南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扩张过程，几乎没有遇到高地租、高费用、高成本的障碍，短短30多年时间里，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是创纪录的。应该看到，现在国内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气象今非昔比，很多城市的繁荣程度已经完全可以同发达国家相媲美了。

地方政府经济组织力的另一个突出成绩，是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搞公共产品基础设施，也有自己的“先天政治优势”，就是无需考虑民众选票和社会支持率，无需考虑迎合任何利益集团的选民，在高度行政集权的决策体制下，只要政府自我认定可行，尤其是关键决策人物认定可行，就可以启动任何重大公共投资项目。这种政府魄力的显示，从最初的强势推动城市改造，到推山填海进行新城再造，案例极多。这种巨大的投资过程，可以长期大量举债、大量欠债而不用考虑偿还问题——至少在决策官员任期内无须考虑。不可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共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水平，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特别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现代化机场和港口体系等的建设，已站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为今后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然而，这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况，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为增长的非良性循环乃至未来的经济危险，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五、中国经济增长的非良性循环

中国经济增长有持续向好的一面，也有非良性循环的一面。这里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各级政府的无限财政需求、无限债务规模同城市房地产与基础设施的无限扩张，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生结构，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状况的重要驱动。

城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都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性，上游连着钢铁、建材、能源等一系列产业，下游连着更广泛领域的一大批制造行业。长期以来人们所讲的中国“投资拉动型增长”，主要方面就是“城市房地产、基础设施和政府重大项目拉动型增长”。

各级政府的无限财政需求，对房地产发展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多地吸纳地租收入（土地出让金），而只有高赢利和高价位的房、地产品，才能获得高额地租，这就成为政府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强大内在冲动，是房地产泡沫和行业投机品质的坚实政府基础。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既有一个财富规模了得的富豪人群，还有一个比较殷实的中等收入人群，这两个阶层手里可以运用的资本财富，应有数万亿之多，在当下资本市场产品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仅这二者的融资规模，就足以把年产值不过10万多亿的中国房地产炒个天翻地覆［12］，其中还不算极为活跃的境外热钱。在这种资本炒作环境极佳的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既是重要推手，又是最大收益者之一。

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投机性品质极强的房地产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的加速器，它既影响增长大格局的起伏波动，也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当城市房地产行业投资和销售繁荣时，可以把大量产业、行业，乃至于整个社会经济带动起来，房地产兴旺，GDP肯定上去。一旦房地产陷入销售迟滞、投资疲软，必定引发增长下降。我们的钢铁、建材等行业不断出现产能过剩，就是因为企业常常对城市化和房地产的发展预期过高，对政府的发展规划预期过高，周期变化没有算准。

由于国内房地产的兴旺繁荣不是奠定在以住房消费为主导的供求关系上，而是对投机赢利和投资获利高度依赖，行业泡沫早已积累形成。由这种内含巨大泡沫的房地产发展拉动增长，经济风险多多自不必说，其直接酝酿的社会政治风险更令人担忧。试想，当大多数人越来越买不起价格高昂的住房，不少人又能通过疯狂投资获得越来越多资本财富的时候，贫富差别必定加剧，贫富鸿沟必定加大，由此激发的社会矛盾，谁又能保证不会对发展稳定产生最不利的结果呢？

中国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最大风险是终极债务的黑洞和偿还。如前所述，各地政府大规模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既无政治制度阻碍，又无市场法规的财务约束和投资债务约束。从纯粹商业角度看，政府融资平台的即期偿还能力基本为零，所有金融机构都十分清楚，为什么还愿意和敢于大量持续贷款呢？即使有了前面所讲的各种政府财政担保，债权方也非常清楚不可能也无胆量最后把政府资产收归己有。这里的奥秘就在于，是政府的“政治信用”在起作用，简单讲，就是谁都不会担心，政府因债务而垮台，而只要政府不垮，偿还预期就存在，债务缺口总会慢慢弥补。

更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担心的地方政府债务虽然越来越大，矛盾越陷越深，却并没有把经济拖垮呢？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具有周期性缓解现象，即某一增长时期债务特别紧张，在中央干预和各方努力后会趋于缓解，之后进入下一增长周期再度高额举债，再度紧张，如此周期循环。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总是有解，不会有大麻烦。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认识。

地方政府的债务之所以出现周期性缓解现象，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和大规模工业化发展需求的空间尚存。当某一经济增长高峰期结束后，政府积累了大量债务，在下一个新增长高峰期到来后，债务会得到部分偿还，其余债务再等新的高峰期消化，虽然新账不断增加，毕竟旧账在减少，年复一年，如此循环。但是，应当看到，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阶段，过去那种依靠粗放式发展的高速增长已不可继续；中国城镇化发展若按照现在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大规模城镇化也只有15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期结束之后，如果经济结构基础框架不变，如果发展方式不变，如果这种地方政府债务继续翻滚、扩展，总有一天会遇到偿还期的最后终结，总有秋后算总账的时候，那时，政府的政治信用将递减为零，债务黑洞谁都无力填补，社会金融风暴很可能全面爆发，中国经济就真正危险了。

六、市场经济体制的升级应该从哪里着手

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解决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提出市场体制升级和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的问题。那么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我认为市场体制的升级和深化改革，不能从抽象的价值理念、价值判断出发，比如从公平、公正和民主等概念出发，而应从发展问题出发，选择最影响进一步发展的体制问题，突出改革重点、突破改革难题。

第一，市场主体结构的升级，构建比较均势的市场主体结构。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市场主体结构过度倾斜，一是发展强势的国有企业体系和相对弱势的民营企业体系很不对称，二是大企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很不对称，这就产生了一种市场经济可能向高度垄断和国家资本垄断发展的趋势。在这里，核心问题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理性发展。我不赞成“国退民进”的提法，“民进”没有问题，“国退”就很难被普遍接受了。我认为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是“国有企业主体功能回归”。

在中国经济完成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国有企业在涉及战略发展、国家安全和基础前沿等重要领域发挥作用，是有合理性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特定功能而被政府赋予特定权力（垄断权）的企业，把特定功能大大地商业化扩张了。一个最典型例子，就是所有国有大型企业都在搞房地产大发其财，还常常成为购买力最强的地王。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制度套利”行为。本来，国企执行某一特定经济功能，享受垄断权力，在税收、融资、经营等方面被政府赋予特定优惠政策，是有行业边界的，一旦突破这个边界，到任意可以赢利的行业中赚钱，必然导致不平等竞争，用垄断压迫竞争，用垄断驱逐竞争。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国家垄断资本全面控制社会经济的情况就很难避免了。由此，唯一的改革办法就是“国有企业主体功能回归”，把非本位职能的经营空间让给市场，集中财力、资源搞好和优化主体功能。

第二，市场规则规范的升级，建立更加竞争性的市场规则规范。这个题目很大，应该按照发展需要和先急后缓的原则，集中突破当前最需破解的体制难点，加快市场化制度供给的步伐。试举两例。

一是房地产税不能再拖了。房地产泡沫隐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已是不争的事实，限购、限贷的行政调控效率不断递减，新一轮投机浪潮蓄势待发，由此，房地产税是目前最不坏的替代选择。我的基本思路是“三阶梯征税结构”：第一套住房免税加优惠贷款；第二套房属于家庭投资实行累计轻税；购置三套房以上实行累计重税，当前政策目标在于重征“投机税”调节供求关系，以后根据发展状况可再行结构调整（比如第二阶梯放宽一些）。二是通过税制改革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这个事情也拖不起了。地方政府要吃饭、要发展、要作为，又没有市场规范的投融资渠道，只能寻求“权力信用”的投融资方式，这样巨大的债务黑洞如果任其扩张下去，崩盘危险也不会太远了。改革的办法一是按事权实则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结构，减少“跑部前进”的中央再分配比例，给地方政府合乎市场规范化的发债权力，同时严格财政和债务约束，例如规定地方财政资不抵债可以破产，等等。

第三，政府管理方式和体制的升级，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从主体职能视角看，从大量精力耗费于组织政治运动的政府，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职能的政府，是一个巨大进步，但如前所述，随着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以此为基础的政府管理方式和体制，已经很不适应了。现在人们看到的情况是，政府在资源配置、重大项目投资和企业经营方面越来越强势，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民营的市场经济力量也在发展，但发展力度是很不对称的。如此下去，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就很令人担忧了。改革的办法，就是必须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放下直接干预资源配置的大量事务，转而集中于公共服务的大量领域，在这里我曾多次讲到，根本没有理论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涉及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执政党的理性、勇气和决心才能做到。

［参考文献］

［1］［5］（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61.

［2］［3］［4］［6］［8］［1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7］韩康.中国市场经济模式重新思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9］陈锡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6)：7.

［10］国家审计署办公厅.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R］.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1年第35号（总第104号）.

［11］美刊称中国地方债务逼近2万亿美元［J/0L］.http：∥finance.cankaoxiaoxi.com/2013/0702/232272.shtml.